人们通常所列的许多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市场本身运行所发生的问题，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市场总不会在一个真空中自我运作，总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干预、操控和扭曲，其中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和操控往往起很大作用。不能把这种政府来干预、操控和扭曲所造成的问题归结为市场本身运作的问题，从而把它们均归类为“市场失灵”现象。当然，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因为，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巴托（FrancisM.Bator）在1958年发表的“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最先提出“市场失灵”（英文为“marketfailure”，也有西方学者喜欢用“市场不完备”，英文为“imperfectionofmarket”）概念以来，在“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市场垄断”、“不确定性”等方面大量经济学理论分析文献表明，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等会常常失去功用或导致资源浪费的“市场失灵”现象，看来一些市场失灵现象并不全像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所表演的那样尽是一些人“卖拐人”编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可能是：如果市场失灵问题确实存在，但这却并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强势统御市场经济的理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JamesM.Buchanan，1988）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Buchanan，1972，p.19）。为什么会如此？照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经济学家们所见，不但“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且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成本可能比经由市场自发调节和恢复来纠正市场失灵的自身成本更大，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更长。在布坎南看来，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政府的政策往往并不一定会“正效应”，常常削弱而不是增进了社会福利。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些看法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在“市场失灵”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纠正“市场失灵”问题上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和复杂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但是，维迎在这本书中所主张的要把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最好留给市场本身去自发调节和纠正，却无疑是有道理的，这种主张且与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说”的政策主张恰恰不谋而合。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格局中，尤其是自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让市场本身的自我调适和自发纠正一些暂时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思路却越来越受不到政府决策层和财经媒体人士的重视。在看到市场运行中出现问题时，人们往往“没有弄清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以至“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页24－25）。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读读张维迎的这些尖锐和犀利的话语，应该会让人们有某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其二，尽管今天很少有国人已经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怀疑了，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引入市场机制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认为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这实际上也是过去流行的“市场失灵说”所常常讲起的一个市场运行缺陷的例子。对于这种常见的误识，维迎在这本著作中深刻地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平等的一种制度”，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页10）。因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而不是特权阶层。基于这一理解问题的思路，维迎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页29）。

　　对于《市场的逻辑》中提出的这一洞识，今天可能不少人仍甚为怀疑。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化改革加速发生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确实在不断攀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最近精确的官方统计数据比较难以获得，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5左右（丛亚平、李长久，2010），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近些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因而许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人--就不假思索地相信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然而，读过这本《市场的逻辑》，人们才会明白，导致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财富占有上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政府非但没有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了市场，越来越多地操控市场和统御市场运行。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页26），就非常能证明这一点。

　　正因为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权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是有所增强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张维迎教授早在1999年就提出“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的改革主张了。维迎给出的解释非常直接和明了：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所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页107－108）。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内部政府公务员大面积腐败不断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加之，照维迎看来，由于中国的国有部门“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这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同上，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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