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价格机制与企业家兴起的“相互作用”和“互补共生（symbiosis）”这种市场运行的逻辑做了上述理论解释后，维迎还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职业选择（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做了进一步的经济学理论分析。首先，照维迎看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而“这两种职业竞争人口中同一群企业家人才”（页152）。维迎认为，在从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如果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转向企业，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和繁荣；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由此，维迎得出一个看似乖张但实为深刻的结论：“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惟一决定因素的话”（页152）。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呢？维迎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却决于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地没收私有财产而牟利的时候，做企业家就更具吸引力。当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经商受到政府管制的严重制约，以至于寻租机会大量存在的时候，当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政府规模更大企业家职业就相对缺乏吸引力”（页157）。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维迎把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理解为“从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rights）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y-basedrights）的转型”就顺理成章了：“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被界定的更明确。基于财产的权利通常由法律和社会规范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并受之保护，具有相对严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职位的权利的定义非常松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从于频繁的行政变更。握有基于职位的权利的人通常具有变更权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寻租行为与基于职位的权利是天生的一对”（页159）。很显然，维迎的上述理论发现，不仅为理解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解释视角，而且对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现状和问题，也提供了一把钥匙。请看张维迎是如何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安排的：“在中国，政府不受法律制约。政府官员常常创造新的职位和为寻租而扩张权利边界，如同在路上设置越来越多的收费站一样（Shleifer&Vishny，1993）。另外，基于职位的权利在各部门间被频繁地复制并相互重复，不同部门为了同样的权利而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消耗大量资源，并对价值造成巨大破坏”（页163）。

　　沿着张维迎教授的这种分析思路，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会消耗大量资源，也对价值创造带来巨大的浪费并造成“租金耗散”，但是这里面却有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寻租越来越不受实质性制约，且政府官员寻租有着“收益递增”的内在发展逻辑，而且这种内在逻辑在我们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不断自我增强而“隐而不彰”。不然，为什么会在近两年发生数千位大学毕业生竞相竞争一个政府公务员职位这一“窄门”？难道不正说明了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正在自我不断强化？一个经历了30余年市场化改革的当今中国正在走向何方？我们正在“自发地”演变和正在“自发地”型构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的“中国模式”？

　　谈到“中国模式”问题，这里有必要指出，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不大同意存在一个定型的“中国模式”，但是国内、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乃至像张五常这样世界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大师级思想家，都曾一再表露这样一种看法：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表面现象上来看，这一见解好像是有某些道理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均把GPD增速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行政绩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如果说不是惟一指标的话。在这种所谓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在招商引资，都在大搞开发区，都在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项目”和“发展市场经济”，甚至都在搞“解放思想”，都在竞相推出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和各地的最大“经济发展总公司”。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社会转型的一个初级阶段上，这种地方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竞争，无疑是这些年中国各地经济粗放型和外延型的扩张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从而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是这种各级和各地的“发展主义政府”之间的竞争，才导致了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整体的快速增长。正是由于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是如此鲜明，乃至成为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运作的一个“特征化事实”，以致张五常先生这样名满全球的制度经济学大师和多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坚定信奉者，也相信这种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组建形成的地方政府的竞争体制是中国经济这些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且多次讲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能是古今中外最好的。五常先生的这些判断，与近几年在国外和国内逐渐流行起来的“中国模式论”宣扬者的一些看法，好像同归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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