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传统增长函数的分析
【摘要】《法》颁布实施十年以来，中国信托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显著的“形而下”的行业，实践的范式远远多于理论的探索。因此我们尝试在本文中借助于经典的宏观增长模型，纯粹理论的角度更一般地证明信托行为对于全社会财富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同时借助于模型，我们也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大致区分信托行为存在的范围，不妨称之为信托边界。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给中国信托业发展给出一些浅显的建议。
信托行业在国外已经出现了数百年时间，其基本功能被定位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因此，从根本上说，信托业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部分群体产生富余资本后产生理财需求的产物。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标志着新中国信托业的正式恢复，而2001年《信托法》的颁布实施则标识着中国信托业正式步入法制化发展的轨道。
对于信托制度功能的讨论此前颇为广泛，但基本都基于制度分析，而对于信托边界的讨论此前则基本是空白。本文旨在以主流经济学派中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模型为依托，给信托制度产生（或信托功能）一个基于经济价值的支持，以此证明从社会分工角度考虑，信托制度的出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效率改进的。而关于信托边界的确定则将回答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机构或个人将是信托合约的受益人，这也将是未来信托业市场开拓的重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结合中国信托业现状对行业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一、关于理财行为和经营边界确定――一个基于宏观增长模型的分析
（一）基本前提和假设
信托制度的产生根本上基于社会分工，或者说比较优势，这也是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功能的最集中体现。假定将每一个受益人都和信托公司一样作为企业来考量（即使是个人这样的分析也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以最基础的微观生产函数来决定信托活动中各方行为决策的基本依据。很显然，在本文的分析中，技术因素（在信托制度中是指投资理财能力和业务可选性）是决定各方行为的最重要变量。而本文也将基于技术因素来寻找理财行为经营边界确定的一般模型。
我们在分析信托行为产生的原因时，需要借助传统投资理论中的部分思想，即实施内部化（例如信托关系中资金富裕方自己设立专门的投资理财部门）或外部化（受益人剥离理财业务，交由信托公司专门打理）的决策依据。传统分析中我们认为内部化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和减少交易成本；而外部化则是因为需要突出。事实上，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外部化正成为跨国公司行动的主要特征。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首先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讲述了企业的边界决定问题。他指出，企业的边界是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完成相同的一笔交易所花费的成本的均衡点。而“交易成本”也是科斯对于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我们在技术因素分析基础上对于理财行为经营边界的确定也是以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基础的。
我们假定：受益人不愿意与信托公司分享收益，因此从内在要求出发更希望实施内部化，当然这会直接导致投资行为的增加，其成本则是管理职能的重叠和决策效率的降低，尤其是提升理财能力的决策效率的降低，而委托理财则会激励信托公司（即理财服务提供商）进行更多的创新和技能提升活动。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于受益人而言，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种是直接投资，即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这种直接投资战略将降低子公司收益外溢的可能性，因此当外部机构理财能力较低时，受益人倾向于采取此种策略；另一种是外包战略（即信托），这一战略应用的前提是合作方技术水平较高，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受益人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合作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理财收益。
（二）基础模型
在这里我们使用多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作为分析基础，即劳动和中间产品的投入产生最终产品（在此中间产品体现出技术的重要性），我们把这种最终产品作为货币计量单位。我们认定，本文中所指的“中间产品”可以是任何一种资产，例如证券产品。由于最终产品被货币化，因此我们对“中间产品”作此假定是合理的。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以理财需求方的生产函数及效用函数出发，考虑其内部化（设立专门理财机构）或外包行为（委托信托公司投资）行为。我们将充分论证其自主投入提升理财能力的成本及收益，从而分析决定其提升理财能力的决定因素。我们确认这种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是：
yt = L1-α[ 1-αQt(V)αdV]……………………………………（1）
在这里，Qt(V)是在时间t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V的数量（α∈[0，1]）。st(v)是企业专用性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At(V)则是这一部门的技术状态，它由模仿或者技术创新所决定，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分析的指标。
假定该生产者（理财需求方）自我理财能力领先，则其对中间产品具有领先定价权，这一价格带有限制性（否则技能容易被模仿），我们暂定为pt(V)=m。因此，该生产者利润是：πt(V) =【pt(V)-1】 Qt(V)。用限制价格和利润最大化的Qt(V)（即以一阶导数为零的最大值法求得）作相应的替换，我们得到了均衡的最大利润： πt(V) = δst(v)At(V)L………………………………（2）
在这里，δ =（m-1）m 是一种经济体的竞争程度测评方法，如果垄断程度增加，m增加，当技术的提高或者政府管制增加的时候，m(或者δ)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少的竞争压力，价格和垄断利润更高。
现在我们对最重要的理财技能因素做出定义：
…………………………………………（3）
作为该企业在t时间的平均生产力，而 是社会平均理财能力，假定 作为一个测量企业的理财水平和社会平均理财能力差距的指标。此前我们明确理财能力的提升可以来自两种途径：模仿或自主研发，模仿是对前一期的反应，而自主研发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一理财能力提升的函数为：
η t-1 + γ (V)At-1……………………（4）和
γt(V) = γ + xt(v)………………………………（5）
在（5）中，xt(v)代表在时间t企业v创新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则γt(V)=γ +1，如果失败，则γt(V)=γ。革新建立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之上，所以时间是t-1。而η t-1反应了技术模仿的能力。我们假定所有的理财需求方都具有同样的创新能力即xt(v)= x 。因此将等式两边都除以 t-1，
at = [η+ (γ + x)at-1]……………………（6）
由此，我们得到
at= ……………………………………（7）
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关于企业理财能力创新和社会平均水平差异指标的核心指标。其中η表示技能模仿投入系数、g为技能增长率、γ为技术基数折合成本、x为创新成功概率或投入。若保持差异水平at稳定，则在x下降的时候η会增加；而在η减少的时候，创新活动x会增加。
现实中，当at值逐渐增加的情况下（企业个体理财能力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提升），则创新活动（或x增加）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一“重要”则成为我们后面分析理财服务外包的基础。
（三）技术水平和信托边界决定
现在我们假定理财需求方既从事生产活动（例如个人工作、企业的其它主营业务等），也从事投资技能提升活动（需要投资和各类资源投入）。当然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管理负荷提升和效率降低问题。于是资源外取现象就出现了，在此我们引入外部理财机构（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将和理财需求方分享收益，因此降低了他们所需要的投入和模仿的努力。
在模型中，我们设定技能提升投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于是我们借用纵向一体化生产企业的努力成本函数：
Ct(s,x)={ 如果 s + x ≤ T……………………（8）
也就是说当期的技能提升成本与前一期社会平均技能积累相关，且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设定该生产者的总成本为T，同时存在以下关系：
η +γ ≥ T > γ……………………………………（9）
我们认为，理财需求方的这一逻辑关系是合理的，因为若T<γ，则技能反而倒退了，理财需求方的技能提升投入T将产生负效应，这是和事实不符的；而若超越η +γ，其将放弃自我技能提升转向外包。
经济学中假定资源是稀缺的，无论是时间、精力、资本或者其他任何品种，因此需求方会开始考虑交替关系，即引入外部理财机构并实施专业化分工，此时他们将有更充裕的资源进行其它主营业务的创新和生产。据此，我们可以考虑对（2）中利润最大化表述进行修正，引入成本因素，并将相关表示代入可得：
πt(v) =δst(v)At(v)L �C Ct(s,x) = δLs【η + (γ+x)a】 - Ct(s,x)…………………………………………（10）
根据我们的假设η +γ ≥ T >γ，那么由于管理时间的稀缺，在纵向一体化企业（自我投资企业），管理者职能的重叠会削弱管理上的创新行为，假设最优化的生产规模是s = T。这也就意味着纵向一体化企业均衡的效用水平是：
……………………（11）
现在考虑一部分的活动可以被外部的理财机构（信托公司）所完成，则理财需求方的成本函数变成了：
Ct(s,x)={ 如果 s ≤ T
这也就是说，由于理财需求方专注于自身工作，其直接成本变成了原先总成本的一部分，显然在上面的表述0< ≤1。现在考虑收益端的问题，由于信托公司将和理财需求方分享收益，我们假定双方分享的收益是一样的，各得（10）中的一半，即：
- Ct(s,x)………………………………（12）
我们考虑理财需求方的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的收益，即若s是既定的，那么企业的选择是确定一个x，使得
Max …………………………（13）
同时，如果创新活动x是既定的，则理财需求方投入到自我投资技能的生产能力s应该使：
Max …………………………（14）
借鉴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创新和生产活动中相应的均衡投资水平应该是使得生产投入s和创新活动x的边际效用相等，即πt’(v) x=πt’(v) s,于是我们得到在资源外取的情况下理财需求方的均衡效用水平是：
……………………（15），我们确认，在前述限制条件下（15）的收益水平应高于（11），这也就意味着：
这就是说，a越大（一个企业的生产技能越接近行业前沿），这个企业的创新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源外取行为也就越高。需要强调，在此我们认定的生产技能是指企业自身的主业生产技能，即非理财技能，而其资源外取行为也就是理财外包行为。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我们替换理财需求方为信托公司，那么其技能越接近行业前沿，则其创新行为的价值也就越大，对闲置财富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四）基本结论
1.从动态角度分析，信托行为对于提升社会整体效用水平是有显著正向贡献的，这也是信托功能的根本所在和理论解释。
2.进一步地，根据以上模型我们可以大致确定信托业务的边界：
第一，若界定个人理财技能弱于机构（这是常见的，通常资深的业内个人会受到各类限制），那么他们将是信托服务的重要客户群。
第二，对于在各自主营领域具备显著领先优势的企业，即使具备独立设立理财机构的实力，但是委托理财也应是他们的更合理选择。
3.鉴于多要素内生增长模型是融入了微观方法的宏观理论，因此除个体因素外，我们还可针对 这一指标提出，信托行为适合在金融市场和整体理财能力较发达的地区产生，而对于非市场化地区，理财行为本身面临极大不确定性，自主理财将是最佳选择。
4.两个需要强调的问题：
（1）这是从投资角度对信托存在必要性和边界做出的一般化理论分析，但并未考虑融资动机的信托设立问题，因此本文的分析对以融资平台为主要目的的信托公司的设立布局参考价值。
（2）本文所称之“信托”或“理财”，仅指信托行为和服务，这些服务是所有具有代客理财功能的机构提供的，而非仅限于信托公司。
二、模型对于中国信托业发展的借鉴意义
第一，从宏观层面看，中国需要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完善力度，提升全社会理财意识，为信托行为发展和信托功能发挥提供越来越好的宏观环境。
第二，基于δ因素的分析要求政府在金融市场不断打破垄断行为，减小大型金融集团对市场的个体影响力，以更好激发金融创新行为。
第三，基于社会分工产生的信托行为需要中国信托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实现信托功能的能力，以更好地满足越来越大的理财服务需求。
第四，中国信托公司需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充分挖掘市场对理财服务的需求，形成技能提升的规模效应，降低边际成本。
参考文献：
[1]《跨国公司内部化与外部化趋势研究》 章建康硕士论文 2004年
[2]科斯《企业的性质》
[3]迈克尔●波特 《竞争战略》 华夏出版社 1991年
[4]《我国信托流通机制的创新》 周明 《现代经济探讨》 2004/09
[5]《信托流通机制创新》 孟辉 《数字财富》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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