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中国汇改引发的市场动荡逐渐平息，全球金融市场似乎也正在习惯一个波动幅度加大的人民币汇率。然而，针对本轮汇改的核心“一篮子货币”，世界仍在期待中国对如何参考“一篮子货币”给出更为清晰的界定。

在3月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期间，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 雅各布·弗兰克尔博士(JacobFrenkel)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他表示，明确性和透明度十分重要，但在目前的早期阶段，非常严格的界定标准可能会适得其反。

“正是因为处于摸索期，你可能需要尝试，如果一开始你先过于明确地表示采取某种方式，市场便会顺着这样的指引来行动，而此后你可能又会转而尝试新的举措，这时市场就会感到迷茫，因此任何指引都应该是基于" 数据的，这就像美联储的政策制定原则一样。”他说。

此外，各界对于当前全球盛行的负利率政策褒贬不一，弗兰克尔则认为，负利率也有其极限，过低的利率会让投资者在别处追逐尽可能高的收益率，而更高的收益率往往伴随着更高的风险。

在他看来，各国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协调、同步推进。“由于某些国家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因此结构性改革也更难推进，但这是目前推动增长的唯一方式。过去各国都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

面对全球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由中国主办的G20峰会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弗兰克尔也为G20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打分表(scorecard)，实时检验我们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进展，否则每次无异于从头来过;第二，我们应该设立一个G20秘书处;第三，我认为轮值国的轮换频率应该降低，从以一年为周期，改为两年一轮换。”

除了在摩根大通担任要职外，弗兰克尔还曾担任AIG的副主席和美林国际的主席。他曾在1991年到2000年期间担任了两届以色列央行行长，在任期内致力于与通胀做斗争。此外，他也是G30理事会的主席。G30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私人咨询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各主要经济体央行行长，被誉为“世界经济的影子央行”。

货币、财政、结构性政策应齐发力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全球众多央行纷纷实行负利率政策，你认为负利率是必要之举，还是弊大" 于利的选项?

弗兰克尔：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历史背景，即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央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低利率乃至零利率政策。如果央行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刺激经济，就只能采取非传统工具，包括量化宽松(QE)。量化宽松包括很多方面，例如购买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可见，后危机时代，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危机后不仅大幅膨胀，更是包括了一些不太常规的资产，例如质量更低的债券，虽然央行以往的惯例是选择一些高流动性的标的。

我认为各国央行都希望能回到更为正常化的环境之下，但并不是所有央行都认为现在就需要正常化。" 美国经济最先复苏，因此也率先开启了正常化进程。

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负利率本身。目前利率方面最主要的挑战是过低的利率已经维持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个人认为，负利率也有其极限，虽然我们不知道极限具体在哪里，但我的确认为我们已经接近极限，因为进一步下调利率的空间几乎耗尽。当前央行面临的问题是继续购买资产还是降息，但我认为后者空间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过低的利率会让投资者在别处追逐尽可能高的收益率，而更高的收益率往往伴随着更高风险。所以，问题是对于更高的风险是否有合理的定价?

此外，欧元区失业率是美国的两倍有余，原因是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较低。由于某些国家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因此结构性改革也更难推进。增加财政赤字不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通胀也不能。只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协调、同步推进，才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

央行不宜过早阐明具体篮子

日报：当前中国和IMF都希望扩大SDR(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人民币汇率也转为参考一篮子货币。你认为CFETS(中国外汇交易中心)、SDR和BI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篮子，哪个才是理想的参考对象?中国应该选择哪一个?

弗兰克尔：IMF份额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显著上升。这一发展说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得到了认可。同时" 周小川行长也表示，人民币汇率当前不会完全自由浮动，而是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至于究竟参考哪一个篮子，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这取决于你是更想盯住反映贸易权重的“篮子”，还是要盯住SDR。当前中国采用的并非严格盯住(rigidpeg)，而是参考。我认为中国也会允许一定的灵活性。而实现灵活性需要运行良好的外汇市场，并需要有多元化的金融工具使投资者可以进行风险管理和对冲。

对于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中国不应担忧，而是要确保自身足以应对波动带来的破坏性。其实金融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波动性。

日报：你认为中国央行是否要向外界明确表示其究竟参考的是哪个篮子?

弗兰克尔：诚然，明确性和透明度十分重要，但中国的金融体系、汇率定价机制仍在发展之中，非常严格的界定标准可能会适得其反。正是因为处于摸索期，你可能需要尝试，如果一开始你先过于明确地表示采取某种方式，市场便会顺着这样的指引来行动，而此后你可能又会转而尝试新的举措，这时市场就会感到迷茫，因此任何指引都应该是基于数据的，这就像美联储的政策制定原则一样。

在欧元区，欧央行行长" 德拉吉几乎每天都在说，不要让央行负担过重，但是货币政策仍然是唯一的游戏。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货币政策和央行对于更广义金融系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是一项非常全面的计划，金融改革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货币政策只是金融改革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希望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就一定需要其他配套政策的支持。

健康开放优于资本管制

日报：中国和IMF在G20的框架下也开始致力于监测跨境资本流动，但历史经验表明，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你有何建议?

弗兰克尔：这的确存在难度。当前很多资本流动始自私营部门，同时也需要区分短期和长期资本流动。资本流动本身反映了资产持有者的一种情绪。如果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银行系统、监管体系强劲，透明度加强，我们就无需过于担忧跨境资金流动的潜在风险。如果上述条件都具备，跨境资本就不应被看作一个威胁。

日报：但这可能只是基于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而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信心低迷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只关注基本面，市场也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

弗兰克尔：我不支持资本管制。可以做一个类比。人体中有好的胆固醇也有坏的胆固醇，但我们往往无法单独剔除坏的胆固醇，只能通过节食，但这一过程中也会损失好的胆固醇。同理，资本管制应谨慎使用。

当前，互联互通和开放才是核心主题，我们需要关注如何在开放的同时保持系统健康运行，而不是如何管制。这就好比我们不能总是担心马路上车辆太多，而是要保证它们能够安全运行。

G20应设立秘书处

日报：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你是否认为美联储应跟其他主要央行进行一定合作?

弗兰克尔：“合作”如果是指信息共享，当然值得鼓励。但是，美联储不会基于其他经济体的需要来制定其货币政策。通过央行之间的信息共享，政策的国际影响将被包括在相关分析之中，从而得到重视。

日报：你认为G20这一平台将对全球经济形势起到什么推动作用?

弗兰克尔：此前，" 墨西哥、" 澳大利亚、" 土耳其等都相继成为了G20主席国，之后我们还会迎来" 德国，但每次G20都像是重新来过一般。我认为，大多数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都需要长于一年的时间来持续推进，因此在轮换主席国时确保策略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日报：就此判断，你是否认为G20需要设立秘书处?你对G20这一机制有" 何新的建议?

弗兰克尔：主要有三大建议。首先，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打分表(scorecard)，实时检验我们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进展，否则每次无异于从头来过;此外，我们应该设立一个G20秘书处，人们可能担心这会滋生官僚作风，但G20并不是一个如IMF那样的基于国际协议运营的组织。G20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其运营不受国际协议管理。高效的执行依靠的是实践。第三，我相信一个更长的G20主席国轮换周期是值得考虑的，主席国可以两年一轮换而不是一年一轮换。不过，考虑到G20参与国众多，在这个建议上达成一致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困难。